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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从安捷伦的上市得到了一笔可观的现金,这笔现金帮助惠普渡过了几年后的难关。现在,菲奥莉娜必须拿出真本事把瘦身了的惠普搞好。很遗憾在她的领导下,惠普的核心业务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它在工作站的业务上远远落后于太阳公司,后来干脆退出了竞争。在微机领域,它离领先者Dell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毫无扭转迹象。在打印机业务中,它卖打印机挣墨盒的如意算盘根本打不响,(我们在后面还要分析其原因)。在打印机市场上,惠普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但是市场份额却不断被日本公司佳能和爱普生蚕食。风险投资基金一旦进入被投的公司后,就变成了该公司的股份。如果该公司关门了,相对于公司创始人和一般员工,风投基金可以优先把公司财产变卖后的钱拿回去。但是,这时能拿回的钱通常比零多不了多少。如果投资的公司上市或者被收购,那么合伙人或者直接以现金的方式回收投资,或者获得可流通的股票。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都有可能被采用。前者一般针对较小的基金和较少的投资,总合伙人会在被投资的公司上市或者被收购后的某一个时间(一般是在解禁期LockPeriod以后)将该基金所拥有的全部股票卖掉,将收入分给各个合伙人。这样基金管理的成本较低。但是,如果基金占得股份较大,比如风险投资在很多半导体公司中常常占到股份的一半以上,这种做法就行不通了。因为上市后统统卖掉其拥有的股票,该公司的股价会一落千丈。这时,风险投资的总合伙人必须将股票直接付给每个合伙人,由每个合伙人自己定夺如何出售股票。这么一来,就避免了股票被同时抛售的可能性。虽然这么做基金管理的成本(主要是财务上的成本)增加了不少,但是大的风投公司必须这么做,比如KPCB和红杉风投在Google上市180天后,各自拥有几十亿美元Google股票,如果这些股票一下子涌到股市上,就会造成Google股票的大跌,于是两家风投将股票分给了有限合伙人,由他们自行处理。事实上大部分合伙人并没有抛售,结果Google的股票在180天后不降反涨。想了解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必须了解它的股票期权制度。在传统的公司里,一个员工的收入和福利包括奖金和退休金等现金。一般员工并不拥有公司的一部分。很多高科技公司,为了将员工的利益和公司的前途绑在一起,发给员工一些股票的期权(StockOption)。所谓期权就是在一定时间,比如十年内,按一定价格,比如当前市场价购买股票的权利。获得期权的员工,会对公司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如果公司的股票上涨,那么拥有股票期权的人可以以过去低的价格买进股票,即所谓的exercise,然后以现在高的价钱卖出,从中赚到差价。股权只有当公司股票不断上涨时才有意义。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公司的股票只涨不落,因此股权有时会变得毫无意义。一些公司为了让股权变得有意义,在中间做手脚,修改股权授予时间,用最低的价钱将股票授予管理层和员工。苹果公司就是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2006年,美国证监会开始调查苹果公司这一行为。经过长期调查,证监会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苹果公司终于低头了,并交了罚款。最后,苹果公司首席财务官安德森(FredAnderson)为此受罚。赌钱游戏网站美国是一个富于冒险精神的年轻的国度。二战后,尤其是六十年代后,一些愿意以高风险换取高回报的投资人发明了一种非常规的投资方式—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Investment,orVC),在中国又简称风投。风险投资和以往需要有抵押的贷款有本质上的不同之处。风险投资不需要抵押,也不需要偿还。如果投资成功,风投资本家将获得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回报,如果不成功,钱就打水漂了。对创业者来讲,使用风险投资创业即使失败,也不会背上债务。这样就使得年轻人创业成为可能。几十年来,这种投资方式总的来讲非常成功,硅谷在创造科技公司神话的同时,也创造出另一种神话——投资的神话。

赌钱游戏网站这里面,除了IBM不单纯是硬件厂商,而有很强的服务和软件收入得以将股票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其余的公司和它们最好水平相去甚远。而今天,美国股市几乎是在历史最高点。这说明,以硬件为主的公司因为反摩尔定理的影响,生计之艰难。如果有兴趣读一读这些公司财报的话,就会发现,这些公司的发展波动性很大,一旦不能做到摩尔定理规定的发展速度,它们的盈利情况就会一落千丈。有的公司甚至会有灭顶之灾,比如十年前很红火的SGI公司。即使今天它们发展的不错,却不能保证十年以后仍然能拥有翻番进步,因此,投资大师巴菲特从来不投这些IT公司。大家也许会问,既然思科这种办法证明有效,为什么别的公司学不来。当然这一方面因为并非所有公司的领袖都有思科CEO钱伯斯(JohnChambers)的胸怀和远见卓识,更重要的是思科的基因使然。思科自己的创建就是用到了两个创始人的职务发明。斯坦福大学当时虽然很想独占“多协议路由器”的发明,但是最终很开明地和两个发明人共享了这项技术。当然思科上市后,波萨克和勒纳为斯坦福捐了很多钱,除此以外斯坦福还拥有很多思科的股票,因此斯坦福和波萨克和勒纳通过思科的到了双赢。正是如此,思科能做到宽容员工用自己职务发明开办公司。另外,思科员工的发明,一般很难单独成为一种产品,而必须应用到现有网络通信系统或设备中,因此它们最好的出路就是卖给思科。所以,思科倒是不怕这些小公司将来反了天。这里我根据我的理解,解释一下佩奇的话。首先网景没有居安思危。让我们先回到1995年。当微软开始开发自己的浏览器时,网景公司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对自己颠覆性的威胁。这也难怪,因为以往微软击败WordPerfect和莲花公司时,只是利用了自己拥有Windows的优势,而没有赤裸裸地在商业竞争中采用免费的倾销方式。网景当时在技术上明显领先于微软,因为微软早期的IE1.0和2.0简直就像是大学生做的课程设计,有无数的Bug,经常死机,兼容性差,还有很多安全性漏洞。即使是在微软抢走了大部分浏览器市场的头几年里,网景的Netscape仍然比微软的好一些。网景公司当时利润率很高,它认为即使将来打价格战,它也未见得输(它没想到微软把售价压到零)。

思科真正的对手是中国的小弟弟华为。作为中国民族工业的代表,华为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虽然大部分人并不关心它做的路由器产品。因此,在这里也就不用赘述华为的故事和成功经验了。作为一个民办企业,华为虽然得到了政府的一些帮助,但是,它能够发展起来它一开办就定了一个高起点、还靠私营企业的高效率和员工的勤劳。华为公司比思科成立晚四年,早于Juniper八年。华为创办时起点就很高,当时邮电部下面的一些研究所还在和AT&T等跨国公司谈二流技术的转让和合作,任正非直接就定位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并且短短几年就开发出了当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08程控交换机。2006年,华为的销售额已经到达650亿人民币,大约90亿美元,是Juniper的两倍。值得一提的是华为销售额的三分之二来自海外,这和房地产销售因泡沫经济的虚高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前者是实实在在的业绩。因此,华为已经成为思科在世界上主要的竞争对手。在九十年代末,随着数码相机的普及,高质量喷墨相机的市场迅速增长,但是由于有佳能和爱普生等日本公司加入竞争,喷墨打印机的利润被大大压缩了。一台高质量的彩色喷墨打印机本身的价格不过一百美元上下。因此,靠卖打印机显然挣不了几个钱。惠普最初将打印机墨盒的价钱定的很高,一套墨盒大约是打印机价钱的一半。这便是吉列通过刮胡子刀架挣刀片钱的做法。但是,惠普的墨盒和吉列的刀片有个很大的区别。刮胡子刀片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吉列的刀片比廉价低质量的确实好不少,而且刮胡子刀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对它的马虎不得,用一个劣质刀片刮破脸可不是件好玩的事。因此,大众会首选吉列刀片。打印机墨盒则不同,惠普的墨盒本身就是由中国的OEM厂生产的,它和兼容的墨盒在使用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价钱上却差出了五到十倍,因此很多人不去买惠普所谓的原装墨盒而使用兼容的。后来惠普禁止兼容墨盒的出售,但是佳能和爱普生没有禁止,于是人们干脆连惠普的打印机也不买了。在喷墨打印机刚出来时,惠普是统治这个市场,而现在,虽然它还是这个领域最大的厂商,但是在世界的份额只剩下百分之四十几了。我认为,总的来讲,英特尔并没有想彻底把AMD打死。因为留着AMD对它利大于弊。首先,它避免了反垄断的很多麻烦。今天AMD的股值只有英特尔的5%,后者靠手中的现金就足以买下前者。但是,英特尔不能这么做,否则会有反垄断的大麻烦。其次,留着AMD这个对手对英特尔自身的技术进步有好处。柳宗元在他的“敌戒”一文中指出,“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这条规律对于英特尔也适用。英特尔从1979年至今,将处理器速度,(如果以小数运算速度来衡量),提高了二十五万倍。如果没有诸多竞争对手的话,它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现在它的主要对手只有AMD了,从激励自己的角度讲也许要留着它,毕竟,AMD在技术上不象当年的摩托罗拉和IBM那么让英特尔头疼。流传着这么一个玩笑,英特尔的人一天遇到了AMD的同行,便说,你们新的处理器什么时候才能做出来,等你们做出来了,我们才会有新的事做。赌钱游戏网站每当我们回过头来评价一个公司兴衰时,我们并不难找到原因。但是,作为当时的决策当事人,在当时的环境中很难做出完全正确的判断。即使看清了方向,也常常很难执行自己的意图。为什么一个公司转型就那么难呢?

2002年三月的一天,一个豪华的车队浩浩荡荡地来到当时世界第二大微机制造商康柏(Compaq)公司的总部。凯莉.菲奥莉娜—当年惠普(Hewlett-Packard)公司高调的女CEO,像女皇一样,在一群大大小小官员的众星捧月下,走进康柏公司的总部,接受她在一片反对声中购来的康柏公司。这一天是菲奥莉娜一生中荣耀到了极点的一天。据康柏的员工回忆,菲奥莉娜当时态度高傲、不可一世,完全是以一个胜利者受降的姿态。华生父子对IBM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个公司创始者的灵魂常常会永久地留在这个公司,即使他们已经离去。我们在以后介绍苹果公司和其它公司时,还会看到这一点。早期的IBM,产品主要是一些用于管理的机械诸如打孔机,制表机等等,服务对象是政府部门和公司。IBM从那时起,就锁定了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为它的主要客户,直到今天。很多人奇怪为什么第一个开发出主流PC(即以英特尔处理器和微软操作系统为核心的PC)的IBM没有成为PC之王。实际上,它的基因决定了它不可能领导以个人用户为核心的PC产业。以后我们还会仔细地分析这一点。1885年斯坦福大学注册成立,两年后举行了奠基仪式,1891年正式招收学生。共有五百名左右的学生,只有十五名教授,其中一半来自康奈尔大学。在这首批学生中,产生了一位后来美国的总统胡佛。(就是那位被评为最差的、把美国带进1929-1933年大萧条的总统。但是斯坦福仍然很为他感到自豪,建立了著名的胡佛研究中心)虽然斯坦福是一所私立大学,但是它在早期的时候不收学费,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学校财政上难以维持为止。基因科技的成功经验很值得大书特书。但是,由于它不属于我们整个系列讨论的范围,我没有把它单独成章。但是,透过基因科技,我们可以看到硅谷的灵魂所在,因此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家大家也许并不熟悉的公司。

一些天使投资人独立寻找项目,进行投资,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几个人凑到一起组成一个小的有限责任公司LLC或者有限伙伴关系(LimitedPartnership,简称LP),通常称作天使投资社AngelFirm来共同投资。天使投资社的经营管理方法千差万别,有的是大家把钱凑在一起,共同投资;有的是每个人自己选项目各自投资,同时介绍给社里,社里会加倍投入(Match)该天使投资人所投金额。其实,约翰.多尔和麦克.莫利兹投资Google是就是采用这种策略,他们两人每人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一些钱投给Google,同时他们所在的KPCB和红杉风投拿出同样(可能更多)的钱也投到了Google上。当然,有些天使投资社管理更灵活,当某个天使投资人投资一个公司后,其他合伙人可以选择跟进(Follow),也可以不跟进(Pass),没有什么义务,大家坐到一起只是为了讨论一下问题而已,共同使用一个律师和会计。但是,硅谷却从不迷信权威。任何人要想在这里获得成功,都得真刀真枪地拿出真本事干出个样子。在美国很多地方,尤其是传统产业中,普遍看中甚至过于看重个人的经历(Resume)而不是做事情的本领。比如一个毕业生要想到位于美国东部的IBM华生实验室或者以前的贝尔实验室搞研究,必须出身于有些名望的实验室,有导师和教授们的推荐。(在日本公司更是如此)大公司雇用一个主管或者资深职务的员工,首先要看简历上的经验和头衔。这种做法当然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即使再真实的简历,也不免有夸大其辞的部分,更何况简历上的经历只是一个人以前做过什么而不是今后能做什么。在硅谷谋职,简历固然重要,但是个人的本事(包括和人打交道的软本领)才是各个公司真正看中的。由于每个公司产品的压力很大,同行业公司之间的淘汰率很高,硅谷的公司需要的不是指手画脚的权威而是实实在在干事情的人。硅谷几十年经验证明,那些初出茅庐能干具体事情的年轻人,可能比一个经验丰富但是已经眼高手低的权威对公司更有用。很多人向我抱怨过谷歌在招人时忽视以前的工作经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和大部分的硅谷公司一样,谷歌更相信自己的通过面试得到的判断而不是简历和推荐信,所以,在招人的时侯,总喜欢考一考。不管面试者名气多大,水平多高,过不了考试也是白搭。我的一个在美国顶级的计算机系当教授的同学,先推荐了他的一个学生来谷歌应聘,结果录用了。后来他自己来,谷歌要考和他的学生考的类似的题目,他反而没有考过,虽然我们很为他感到可惜,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位教授很不服气,对我讲,我的学生远不如我你们却要了,我发表过那么多论文,拿到过那么多基金你们却不要,说明你们的眼光有问题。我承认他讲的很有道理,但是,不能为一个人坏了规矩。从谷歌和Ebay以及无数硅谷公司成功的经验看,这种不迷信权威,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的做法总体上是对的。它确实有时候使得公司和一位称职的权威失之交臂,但是使得硅谷的公司能更多地吸收新鲜血液,充满了活力。对上一节最后一个问题,最好的答案就是四个字“基因使然”。当我在前面的章节提到基因对一个公司发展的决定作用时,一些读者觉得我是在宣扬宿命论。遗憾的是,现实是很残酷的。一个公司可以不相信基因的决定性,但是最终无法摆脱它的影响。从MCI和Sprint带来的销售额增长几乎是一次性的。华尔街在预测朗讯盈利时,已经把这笔收入计算进去了。朗讯的股票要继续增长,它的销售额和利润就必须不断超过华尔街的预期。(注:一般来讲,一个公司当前的股价,已经反映了当前和几年后的盈利能力。如果想让股价快速增长,公司的盈利就必须高于大家的预期)朗讯其实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为了能支撑得住一个高股价,朗讯走了一步后来被证明是败笔的险棋。在互联网泡沫时代,有无数的中小公司在兴起、大公司在膨胀,朗讯决定“促销”它的电信设备。具体做法是由朗讯借钱给各公司来买朗讯的设备。只要设备运出朗讯,它就在每季度财务报表中,计入销售额。如果仔细读它的财报,人们可以发现朗讯总有一笔很大的"应收款项",这笔钱其实从未进到朗讯公司。到了两千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借钱买设备的公司统统倒闭,朗讯的这笔"应收款项"一下子变成了净亏损。2001年,朗讯公司不得不关闭贝尔实验室的几乎全部研究部门。只是象征性的留下了一两个实验室,以保住贝尔实验室这块招牌。这次裁员,使得世界上很多一流的科学家失业。朗讯由苟延残喘了几年终于被法国的阿尔卡特并购。并购时的市值还不到1996年上市时的水平,只有它自己峰值时的二十分之一。今天,贝尔实验室的牌子还在,只是联系地址已经到了法国。

英特尔公司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防止开发精简指令集处理器公司例如IBM的死灰复燃。虽然在个人微机的市场上,英特尔x86系列的处理器在很长的时间内是不可替代的,因为有微软在操作系统中为它保驾。但是在服务器市场却不一定,因为,现在服务器主要的操作系统是开源的Linux,而Linux在什么处理器上都可以运行,因此只要有一种处理器各方面性能明显优于英特尔的,购买服务器的客户就会考虑采用非英特尔的处理器。在能源紧缺的今天,服务器厂家对处理器最关心的已经不单单是速度,而是单位能耗下的速度。现在,一个酷睿处理器如果昼夜不停使用,一年的耗电量已经等同于它的价格。因此,今后处理器设计必须考虑能耗。虽然这两年英特尔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但是总的来讲,英特尔复杂指令的芯片不如精简指令的处理器设计简单,相对比较难做到低能耗。这样,精简指令集的处理器,有可能在服务器市场上和英特尔一争,虽然这不会动摇英特尔的根基。我个人认为,在个人微机以外,今后最重要的市场是游戏机市场。现在的游戏机早已不单单是为玩游戏设计的了,它们成为每个家庭的娱乐中心。IBM等公司至少在目前在这个领域是领先的。IBM已经垄断了任天堂、Sony和微软三大游戏机的处理器市场。实际上,现在这些采用精简指令处理器的游戏机无论是从计算速度还是图形功能上讲,都已经超过了基于英特尔处理器的个人电脑。如果下一次技术革命发生在每个家庭的客厅,那么,IBM无疑已经拔了头筹。如果说基因决定性多少有些宿命论,那么人为的因素也加速了摩托罗拉的衰落。我们在介绍英特尔一章中介绍过,在科技工业发展最快的八九十年代,摩托罗拉的第三代家族领导人卡尔文三世没有能力在这个大时代中纵横捭阖,开拓疆土。摩托罗拉本来在手机、计算机处理器和数字处理器(DSP)三个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前景不可限量。但是卡尔文实在没有能力将三个庞大的部门十几万人管理好,虽然他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但是他平平庸庸。也许,在五十年前,一个只需要守成的年代他可以坐稳他的位置,但是在上个世纪末那个一个英雄辈出、拒绝平庸的年代,盖茨、乔布斯、郭士纳、格罗夫、钱伯斯和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等人都在同场角逐,任何公司都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除了卡尔文,摩托罗拉的整个管理层也有责任,他们低估了摩尔定理的作用。虽然数字手机在一开始还比不上模拟手机,但这并不能说它要很长时间才能威胁模拟手机的地位。事实上,由于半导体技术按指数的速度发展,手机数字化比摩托罗拉高管们想象的时间表来得早得多,使得摩托罗拉几十年来积累的模拟技术变得无关紧要,市场的优势顿失。赌钱游戏网站即使是在工程领域,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常常是非常尖端而且可能的应用面非常窄,有时发表的论文都没有几个人真正愿意读,更不用说有商业意义了。贾里尼克教授讽刺这种现象是“除了论文的评审者,没有人会去读这些论文”。美国对政府研究经费管理很严,严格禁止拿一个项目的经费去资助自己其它研究项目,即使经费有结余,教授们也不可能用它来研究有实际应用意义的课题。于是,拿了足够多政府经费的教授通常也就不去研究应用课题了,更不要说自己去开办公司了。久而久之,在美国东部的著名大学里就营造了一种清高的风气,大家比谁获得的政府经费多,谁的研究论文出的多,谁的研究成果理论水平高。教授们的做事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学生。这些学校的博士生们在学校时做实验、写论文,毕业以后接着当教授或者去大公司的实验室做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有美国最好的电机工程系和计算机系,但是麻省当教授的博士毕业生比例比斯坦福高得多。从做学问的角度讲这完全是对的,但是这种研究对创业帮助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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